自2007年以来，我已五次访问台湾。 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香港工作，自然觉得台湾人应该和香港人差不多。 然而，一踏上台湾，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台湾人受过精湛的民主训练，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华人世界第一。 有一次我采访台湾的一个小学生，问他什么是选举。 十一岁的孩子的回答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 说实话，这句话的后半句，即使是中国其他地区的政客也不一定能说出口。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台湾对民众的政治训练绝对是世界领先的。 其次，台湾是一个高度开放包容的社会。 最让我惊讶的是，从我住的台北喜来登酒店，我可以看到人群前往总统府围堵陈水扁，但是通过这条路线上班的人却可以到达公司准时，不受干扰，有不同的政治意见，并且可以在人民之间得到如此充分的协调。 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事实上在未来确实是了不起的。 第三，台湾公务员队伍素质极高。 我曾经认为香港公务员的素质很好。 然而，当我在台湾经历了与台湾当局的对外关系、宣传、文化以及台北市政府官员打交道后，我发现香港的公务员人员太巧妙了，而台湾的公务员团队不仅认真而且诚实，而且还非常灵活。 我当时工作的上海电视台（东方卫视）不被允许去台湾进行采访报道工作，因为当时经台湾新闻当局批准去台湾的大陆媒体只有三四家中央电视台大陆一级媒体。 然而，一位负责批准我在台湾采访的驻香港官员，只采访了我一次后就说：“周先生，我一定会放你走的。” 由于面谈时间紧，他们没时间把我的文件寄回香港，就安排了负责外事的“新闻局”官员在台北桃园机场出入境检查站等我。 我到达后，他把我的文件寄了出去，让我通行证。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要知道此时陈水扁还在台上，两岸关系还很正常。 由此可见，台湾官员在灵活执法、办事方面，并不小气，心胸开阔！

后来，2008年，我去台湾采访陈云林； 2009年元旦，我在台湾台北动物园等待一对大陆大熊猫落户。 可以说每次都有起有落，或多或少都有示威、游行、抗议，但台湾有关方面都能妥善处理。 有一次深入绿营采访陈云林餐饮酒店周围的人群。 我周围很多人都看到了我拿着的麦克风。 认识我的人都说：这是大陆电视台的。 当时我有点紧张，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不但没有遇到任何阻碍，相反，当我告诉别人采访结束后我要去台湾东森电视台送节目时电影结束后，人群立即让路让我们顺利离开。 离开的时候，我兴奋地想，这片土地真是前途无量啊！

但不久前，当我再次访问台湾时，除了一丝悲伤之外，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个词：抑郁。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台湾的人口在减少。 台北大型百货公司的顾客数量与八年前相比明显稀疏。 那些曾经人头攒动的特色街道上，除了略显突兀的内地旅行团，人并不多； 尤其是台中和高雄。 唯一热闹的就是高高飘扬的各种竞选旗帜，这也说明了这座城市的冷清。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报告指出，台湾已经进入人口外流的老龄化社会，人口问题也非常突出，表现为男孩和女孩数量多。 我在台湾认识的好朋友大多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政治精英。 他们都选择留在台湾，但他们并不看好台湾的经济前景。 一位台湾经济学家告诉我，如果把台湾比作中国大陆的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的GDP总量还不如中部的河南省。 很快就会被一直仰视台湾的福建省超越。 台湾不仅经济奇迹消失了，常态也消失了。 他说的是真的。 八年来，台湾经济几乎没有起色，基本处于倒退边缘。 据2014年统计，台湾GDP与大陆河北省大致相当，但实际上落后于河南。 如果排名的话，台湾在省级行政单位中也只能排名第六或第七。 1990年，台湾的GDP占中国大陆的三分之一以上。 到2014年，台湾的GDP仅相当于中国大陆的5%左右。 但这可能还不是最糟糕的部分。

由于我长期从事媒体工作，台湾的同事一直是我学习和交流的榜样。 然而这些年来，台湾电视业的制作质量可以说是彻底崩溃了。 娱乐节目全面崩溃。 胡瓜、张飞、小S、王伟忠等人的名字都因为他们的节目看不到而成为回忆或广告。 耗资数亿元制作的大陆综艺节目，已经完全超越了台湾本土电视台的制作标准。 一位台湾电视台的总经理告诉我，这不再是今天追不上的问题，而是永远不可能的问题。 出于研究台湾媒体的需要，我一直有看台湾电视新闻的习惯。 然而，现在台湾的电视新闻里，理性的讨论越来越少。 情绪化、偏激、极端民粹、怪异语言随处可见。 总而言之，电视新闻制作人似乎不再关心把某件事解释清楚，而只关心让它变得令人兴奋。 记得2003年，纪录片《宋美龄》的导演来上海交流。 作为电视工作者，我们看完一集节目后都起立鼓掌。 但现在，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频道上已经看不到了。 台湾的同事告诉我，没办法，收视压力太大了。 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经济的束缚正在导致文化的枯萎。

2014年，我去佛光山拜见星云大师。 主人正被反核人士包围。 我问大师是不是太关注政治了？ 师父说，做人要讲道理。 是的，人需要讲道理，但在台湾讲道理的成本似乎已经用尽了。 台湾的大企业基本上已经将生产中心、运营中心甚至财务业务迁出台湾。 近年来，他们甚至在台湾以外建立人才储备。 台湾精英人才曾在大陆台资、外资企业工作。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内地私营企业工作多年； 》，在大陆中西部省份工作的台湾人并不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参与到李克强总理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 以前在中国大陆有过台湾人的人口普查，但现在这个统计意义不大了。

因为有很多台湾人不用办理很多文件和登记，但工作重心还是在大陆。 最有趣的是，2012年以来，大陆警方与台湾警方多次展开联合行动，打击台湾黑社会。 看来连他们的业务重心也会转移。 近期中国大陆股市的涨跌成为全球热点，但反观台湾股市，似乎一直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 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消息很少听到。 许多台湾民众将这一切归咎于马英九及其政府，这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但肯定不是问题的全部。

从经济角度观察台湾，过去八年台湾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开放。 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后，无论各方怎么想、愿不愿意，台湾已经被置于两岸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上。 按理说，台湾可以利用世界领先的社会保障体系、民主政治、人才优势来取得优势。 然而，事实却是非常残酷的。 举个例子，2009年，我们采访朱立伦时，就呼吁迁徙自由。 朱立伦虽然认为是对的，但当时并没有表态。 这代表了台湾政界人士的矛盾心态。 我不能先谈论与大陆有关的事情，以免成为靶子。 后来免费旅行很成功。 但从经济动物的角度来看，自由行不仅仅是一个旅游问题，它应该是一个资本项目开放甚至移民项目开放的问题。 自由行之后，我们预计大陆人可以在台湾购买房产，甚至可以移民。 与香港不同，台湾有巨大的潜力吸引大陆的资金和人才。 可以说，如果台湾能够在2009年开放以上两项，一来大陆人就不会排挤香港，二来台湾的房地产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都会被激活。 台湾的土地和住房私有化程度非常高。 个人及相关产业都会从中受益，资金和人才的流动也会转向回流台湾。 但这种声音在台湾却非常微弱，一旦出现就会遭到批评和批评。 反观大陆方面，三通之后，大陆对台湾人居住、工作、出行的限制几乎为零。 甚至由于大陆长期对包括台湾人在内的海外华人实行超国民待遇，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在薪资和职位上也可能会被人看不起。

最近在反腐中落马的南京市市长季建业曾表示，他在昆山工作时，曾给台商送水洗脚。 与此同时，能赚钱的地方，台湾企业就去哪里。 我们看到，2008年实行三通之后，很多台企更加彻底地放弃了台湾市场。 企业纷纷撤离台湾，而对台湾最感兴趣的大陆投资者却在起步时遇到了困难。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才的外流。 这已经成为当今台湾社会的死胡同。 但在民主政府下，现任马英九和他的政府是无法挽回的。 而且，如果主流民意不改变，下届政府也很难改变这一切。

蒋经国先生是我最尊敬的政治家。 他推动台湾经济腾飞的关键是开放。 从经济开放到政治开放，他最终放弃了蒋氏王朝乃至整个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然而，正如阿伦特所说，民主政治也有其阴暗面。 任何势力都可以以民主的名义煽动民粹主义、抵制政府，而不需要任何代价； 一方面，这是任何民主政府必须付出的代价； 另一方面，这也是台湾社会迈向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的真正挑战。 如今，台湾社会将面临新的选择。 无论谁当选，前进的道路都将充满风险。 不过，你的风险不会像当年蒋经国先生那么大。 既然他有这么大的勇气把这一切交给你，你为什么就不能做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选择呢……

保佑台湾，上帝保佑这个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