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州城白族妇女在加工扎染制品。图片来自新华网

【摘要】大理市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在旅游业的强势推动下，其利用与开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这背后也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笔者总结了大理市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即只有明确大理市白族的主体地位，坚持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化”道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才能在“文化变迁”的背景下，用好这一“文化资本”，提升这一“文化符号”的价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达到有机统一、良性循环。

大理市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是大理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理市是一个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全市面积1468平方公里，有10个镇、1个民族乡、20个居委会、109个行政村，人口61万，其中白族占65%。1982年，大理被国务院列为首批24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享有“文学之邦”的美誉。白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勇敢、善良、多才多艺的民族，白族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从大本曲、白剧、洞经古乐，到白族服饰、白族扎染、白族民居，再到三道茶、沱茶、雕梅等，无不体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 它们是白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和创造的智慧结晶，也是白族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大理市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自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以来（我国于2004年8月加入），特别是2011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后，大理市政府组织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整理、鉴定、记载、申报、宣传、展示工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步入了正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保护事务日益受到重视，保护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环境保护的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比如，过去白族村寨的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剪纸、刺绣的技艺，出嫁前要自己准备绣花的新娘衣服、枕套、帐篷檐，当妈妈前要给孩子准备绣花的帽子、鞋子、围兜，这是白族妇女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但随着白族逐渐“汉化”，乡村社会对白族妇女不再有这样的要求，她们也不再掌握这样的技能。在位于海东农贸市场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剪纸刺绣）传承人杨惠英的“惠英剪纸刺绣工坊”，店铺地面摆放着普通的床上用品和机绣物品，室内则陈列着手工刺绣的物品。 可见，购买后者的顾客并不多。再比如，洱海训练鱼鹰捕鱼的技艺，是洱海渔民古老的捕猎方法。但1987年《渔业法实施细则》第20条明确规定：“禁止用电、鱼鹰捕鱼和敲船作业”。此后，洱海逐渐禁止鱼鹰捕鱼，鱼鹰捕鱼从谋生手段变成了短期、小规模的演出旅游经营项目。但“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许多人纷纷效仿，为追求高效率，训练鱼鹰并进行鱼鹰捕鱼活动供游客观赏，导致洱海地区生态破坏，形成恶性循环。” 为进一步加大对洱海的保护和管理力度，2015年6月15日，大理市政府发布《大理市人民政府公告》第6号，要求2015年7月10日前所有鱼鹰表演场地全部迁出洱海区域，这项传统技艺表演项目已濒临失传。

（二）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旅游业的附属品。例如，“三杯茶”原本是白族饮茶待客的习俗，如今别说在白族日常生活中，就连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寿宴、新房落成等日子，也难觅踪影，最多只泡第二杯“甜茶”，寓意生活甜蜜、红红火火，却不能体现“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生活哲学。当地白族年轻人觉得“三杯茶”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想喝到正宗的“三杯茶”并不容易，相反，外地游客却可以在旅游景点、游船、城楼上轻松品尝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三杯茶”看似与当地民众生活关系不大，却成为发展旅游业、吸引游客的一块金招牌，从一种生活习俗转化为一种旅游资源。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敏感元素被放大，扭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功能。例如，“饶三灵”原本是白族人民祈雨、祭祀、祭祀本尊、娱乐等活动，但外界却传出它是“白族情人节”、“浪漫聚会”的说法。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谣言一传十，十传百之后，一些白族人民在参加“饶三灵”时显得避而不谈，显得不那么正直。诚然，“饶三灵”的歌舞中不乏性暗示和男女爱情的元素，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婚外情、约会等，但这毕竟只是非主流而已。 “饶三令”的“正能量”被弱化，其中的“小插曲”被无限放大，成为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外地人探寻猎奇的对象。“饶三令对婚外情的过度开发和想象，以及各种牵强附会、过度解读，都不过是对这一民俗节日的幻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本曲、饶三令）传承人赵丕定说：“有人说饶三令是风月聚会、借儿聚会，其实饶三令已有几百年历史，过去确实存在过，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近些年早已消失，更多的是男女对唱。”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部分被机器替代，天然原料被化学原料替代。如原有的“白族扎染”从扎花、泡染、拆线到漂洗脱水，全部采用手工操作，染料为板蓝根。在恶性竞争下，规模化生产者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用脱水机、烘干机代替自然干燥，用熨平机代替石辊压平，用化学染料染色。在白族扎染之乡周城，露天庭院中供游客参观的盛有板蓝根染料的水缸，也只是摆设和装饰而已。 就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石申也坦言，“我的面料中只有50%是用板蓝根染色的”，因为“传统植物染色所用的原料板蓝根的成本价是化学染料的3倍左右，加之工序复杂，对染色技巧和经验要求较高，考虑到染色过程中耗费的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植物染色的成本是化学染色的5倍。”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重形式轻实质内容。例如，政府每年对“三月街”的宣传力度很大，很多外地人来参加这个所谓的“千年街”民族节庆活动，但很多游客“兴致勃勃而来，失望而归”，因为三月街上再也没有民族特色产品，而是充斥着廉价商品，广播里喊着打折、特价，与普通露天集市无异。最古老的产品如牛、马、家具早已消失不见。药材种类繁多但质量无法保证。白族服饰也不如以前那么多、那么漂亮。龙舟、陀螺、荡秋千、射弩等传统体育项目自2007年起停止。这让土生土长的大理人十分遗憾，他们觉得“每年去三月街，也不过是凑热闹罢了”。 “把‘三月街’的经贸功能提到最重要的位置，而把民族文化传播、交流功能放在次要地位的做法，会使大理的民族文化失去正常发展的空间。”

2.大理市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原因

（一）市场经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化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民群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本身不具备经济价值。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它不能孤立出来，不得不与经济密不可分，甚至服从和服务于经济，被包装成各种“文化产品”供人们消费，成为“文化资本”。近年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可谓是丰衣足食。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精神需求也日益增长，文化产品的价值日益凸显。在交通枢纽、文化中心、旅游城市大理，智慧的白族人民早已享受到了文化产品带来的实惠，意识到将自家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可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大理旅游业之所以蓬勃发展，除了得益于苍山、洱海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外，还得益于“文昌帝君”的美誉、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描写的大理国、电影《五朵金花》中讲述的故事，以及白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资源是大理旅游业的坚强后盾，是当地民众的重要生计手段，也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文化产品作为一种“产品”，必须讲究经济效益，不能亏本盈利。但如果用成本效益计算法来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就会出现问题。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农业社会，与自然材料、手工生产、慢工出细活相对应。 在资源稀缺、人工成本高、生活节奏快的现代社会，非遗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让消费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在前期推广宣传不到位的情况下。大部分消费者并不清楚非遗产品的真正价值，总觉得这些产品很质朴、很原始，应该很便宜，高昂的价格让他们难以接受。为了压低价格，一些商家把重点放在降低成本上，用机器代替人工，用化学原料代替天然材料，简化生产流程，实现非遗产品的快速生产。但大部分游客都是匆忙消费，没有时间去比较不同非遗产品之间的差异。在“低价取胜”的无序市场中，传统的非遗产品败下阵来。固守非遗产品的生产理念和流程，无异于自取灭亡，久而久之，原有的传统非遗自然会逐渐淡化，最终消失。

（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大理的“文化符号”。目前，各级政府都在大力发展旅游业，游客来到大理，除了欣赏苍山、洱海的自然风光外，还要体验大理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族风情。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打造成为吸引游客的人文资源。“三月街”、“三茶”、“绕三灵”等成为大理的“文化符号”，让游客记住大理、怀念大理。一方面，作为代表大理的文化符号，政府在对外宣传中着重强调。这些文化符号作为桥梁和纽带，缩短了大理与世界的距离，增强了大理的号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使大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走进了人们的心里。 另一方面，游客来到大理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符号成为消费对象，知名度越高，消费量越大，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势在必行。如洱海游船、喜洲严家大院、张家花园等地的“白族三茶歌舞表演”已成为大理旅游的代表性项目。游客一边欣赏阿蓬、金华白族歌舞表演，一边品尝“炒、晒、煮”后的三茶，领略白族浓郁的传统文化。“三茶蕴含着深厚的人生哲学和文化底蕴，以歌舞表演的形式展现出来，增加了公众的参与度和知名度，年营业收入近2000万元，是大理州文化与旅游结合的成功典范。”但作为符号，它的价值并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怀。 “三茶”展现了大理白族勤劳好客、开放包容的性格。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应只是单纯的符号，而应是博大精深的白族文化的体现。在开发利用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首先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将文化符号所传达的理念、精神、特征通过文化产品的形式准确展现出来，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成为现实，让游客真切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不只是炒作和过度宣传，而是“名实兼备”，从而加深对大理文化的了解。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在利用文化符号进行旅游推广时口若悬河、花言巧语，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上却显得混乱、糊里糊涂，对其实质内容重视不够。 保护工作流于表面、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保护性破坏”，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文化符号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精美程度或宣传程度，而在于它所象征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和特色。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其价值来源于白族先民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生活规则和思想意识。当代人在“开发资源”、享受劳动成果时，更应该注重维护甚至提升遗产的文化价值，而不是贬值或破坏。缺乏游客口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会加速白族文化资源的枯竭，白族文化符号将不再具有特色和意义，最终成为大理白族人民永远的遗憾和损失。

（三）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导致大理白族地区“文化变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成为“弱势文化”，亟待传承和保护。比如一年一度的“三月街”，诞生于物资匮乏、物流困难的农耕社会，白族人民可以在这里买到平时买不到的大宗商品、土特产、手工艺品等。然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物流极其便捷的今天，“三月街”原有的商品交易功能逐渐被弱化，人们上街更多的是为了赶集，去热闹、有文化、有历史的地方，而不是去购物。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直以来，似乎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比经济落后地区的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和模仿。在大理，也不例外。 白族青年一般穿T恤、牛仔裤、运动鞋，吃洋快餐，看外国大片，听流行音乐，说汉语，对白族文化不感兴趣，甚至不了解。大理古城内售卖的民族服饰，大多是带有民族风格的现代休闲服，无法辨认出具体民族。白族服饰极少，多为儿童穿用，质量差，价格低廉，可见仅用于短期穿着、节庆活动或拍照，并非日常穿着。在距离城市较远、经济相对落后的海东、挖色、江尾等地，只有老年妇女还戴着头巾、围裙、对襟衫、佩戴玉耳环。在2017年3月被国家民委评为第二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落”的龙下灯、下阳泊村，这样的服饰已属凤毛麟角。 老年妇女只在腰间系一个民族绣花小包，用于干农活时携带随身物品。大理古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每天都有定期的洞经音乐和大本曲表演，但观众寥寥无几，偶尔有游客驻足，也只是路过。游客们普遍表示听不懂，听了也不好听。当地人宁愿去隔壁的玉洱园赏花，也没时间欣赏民间艺人的表演。诚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代化的步伐势不可挡，本土文化的变迁是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诞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固有的群众基础和生存条件。一些面临流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被历史自然淘汰，没必要强行保留，想保留也留不住。 对此，笔者并不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最后的痕迹，是文化多样性的源泉，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守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住人类文明的根基和精神家园。我们不能任由它自然萎缩、消亡，而是在认识到文化变迁的客观现象的基础上，主观上要树立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危机意识，并将这种意识落实到行动中。否则，一旦消失，将不可逆转，无法再生。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

三、大理市加强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措施

（一）确立大理白族的主体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由白族决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草根文化”，起源于民间、生长于民间，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一直默默无闻、自由生长，直到2006年4月《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我国作为缔约国，开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征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视野，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可和重视。“这是民族国家对既有文明重新定位和审视的开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文化自觉的体现。”由此可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与发展看，它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在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沃土中茁壮成长，自古以来不受主流意识的引导，非常“接地气”。 只有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贡献，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永续传承，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树，无论采取多少保护工作和传承措施，都是徒劳。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容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问题应该由当地民众，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头群体来回答。“社区居民的认可是实施保护的前提，可以说，社区居民的态度在决定这些文化遗产的命运方面起着作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5条也明确规定：“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时，应当努力保证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团体、有时还包括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吸收他们积极参与有关管理工作。”

“即缔约国政府应努力让来源群体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中来，赋予他们知情权和话语权，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其中第一条规定：“社区、群体和相关个人应在保护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首要作用”；第二条规定：“社区、群体和相关个人继续从事必要的实践、表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的权利应受到承认和尊重”；第六条规定：“每个社区、群体或个人均应对其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质量进行评估。 第七条规定“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团体和个人应当从保护该遗产所产生的精神或物质利益中受益，特别是受益于社区成员或他人对该遗产的使用、研究、记录、宣传或改编”；第十条规定“社区、团体和相关个人应当在确定任何事物是否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威胁（包括去语境化、商业化和误传）以及如何防止和减轻这种威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即要求政府承认社区、团体和相关个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贡献，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实践、价值评估、利益分享和消除威胁等方面具有主体地位。

大理市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其内涵界定、实践方式、传承渠道、保护机制等问题应由大理市白族人民集体决定。但在实践中，很多人习惯于“不关心集体事务，高高在上”，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喝”，尤其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这种权利意识就更加淡薄了。那么，如何让白族人民更加便捷、有效地行使权利呢？笔者建议，可以参考《著作权法》中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规定，依法成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组织根据白族人民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权利，并将收益在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与著作权集体管理也存在一些区别：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组织是团体内部的自治组织，而不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开放性组织。因此，从法律性质上讲，这个组织应该是代表组织而不是信托组织，其成员应是团体内的人，由团体选举产生，不能是社会其他人。另一方面，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能不仅包括代表白族人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解释、宣传、开发和利用，以及进行相关诉讼和仲裁的权利，还包括收益的分配和使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只需向权利人转让使用费即可。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建议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管理组织将其获得的资金转让给团体成员，而应将其专门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这种公共资金的分配和使用，需要有更加严格的监督和公示制度作为保障。

（ii）与达利市的旅游业发展，我们应该遵守高质量的无形文化遗产。建造国际一流的旅游城市...加强对历史和文化的保护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并突出绿色城市和人文主义城市的特征。和真实的种族文化，游客会认为达利值得其声誉，他们的旅行值得。 游客的声誉是最佳的旅游宣传。在当今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中，诸如手动生产，天然原材料和原始设计之类的因素也很高。 Craftsmen和表演艺术家的微笑。 这两个不能等同于或混淆，也不能将工业产品的成本效益规则互相替换。 S，人们将不希望购买所谓的“无形文化遗产产品”，或者在购买经济益处，而不是享受经济利益，而是人们脑海中无形的文化遗产的地位将大大减少。

（iii）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在良性发展中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每年，国内外的数千万游客都来到达利，为达利提供了众多的观众，并为无形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广泛的阶段。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和利用无形的文化遗产，以一种良性的方式，并最终实现其科学保护和有效的继承，以实现良好的态度。首先，“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其继承权取决于人类资源的持续供应。 我们必须将无形文化遗产产品的“黄金内容”从政策层面增加，以吸引年轻人在访问后将自己献给无形的文化遗产。像Shuanglang，Longkan和Caicun一样，大多数人是老年人和左撇子的孩子，而年轻人在没有年轻人的情况下出发。例如，只有保护传统的bai住宅才能使用时代。

如上所述，国家比简单地说，更重要第二个团队。在无形的文化遗产领域引入，两者的指导原则是一致的，并且这种矛盾很容易解决。 一方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浪费一些无形的文化遗产项目为代价来交换无形的文化遗产所有人都使用木制雕刻的大理石家具，以加强对坎山山的保护和管理及其理性的发展和利用，达利县发布了“关于Dali Bai自治区Dali Bai自治区的保护和管理的规定”污染了生态环境。“本文在2009年进行了修订时没有修改。自2002年以来，达利市的采矿量大大减少了。 俗话说，“一个好厨师就不能没有米饭”，“大理石制作技能”作为省级无形文化遗产项目已经失去了材料的来源。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积极探索新的道路，以创建无形文化遗产的必要条件，例如，Erhai Osprey钓鱼技术是一个省级无形文化遗产项目，在2015年被禁止使用Erhai Lake。可以说，无形的文化遗产项目可以解决环境保护与无形的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问题，第三，我们应该谨慎地开发和利用无形文化遗产，而不是千分之一。很容易摧毁树木，但很难种植树木。 一旦无形的文化遗产不当发展，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比不发展更严重，因为向公众提出的是模仿和扭曲的无形文化遗产，这会导致公众误解和误解无形的文化遗产。

（作者分别是昆明科学技术大学法学院的讲师，吉州社会科学学院院长）